焦点热议:谁在用“聪明药”赌未来

进入高三后，优等生杨宏第一次为学业感到忧愁。

她就读于北方某省一所市级重点中学，在高一和高二阶段，她常年稳居班级前五，然而步入高三，成绩下滑至十名开外。为了让女儿提高成绩，杨宏的母亲在没有咨询医生的情况下，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了一款“聪明药”。她听说，很多学生服用这种药后，学习效率大增，考试成绩显著提高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杨宏吃药后的效果“立竿见影”，她觉得自己上课时更能集中注意力，并习惯了这种“被按下加速键”的感觉，自行把药量加大。高考结束后，她在母亲的陪同下走进北京高新医院药物成瘾科。

徐杰是这一科室的主任医师，他从2017年起开始接诊“聪明药”滥用者，年龄最小的患者仅15岁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“聪明药”是统称，主要包括专注达(主要成分为哌甲酯)、阿德拉(主要成分为右苯丙胺)和莫达非尼这三类精神药品。

在临床上，包括哌甲酯在内的药物，被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(ADHD，俗称儿童多动症)，通过提高神经元间隙中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，刺激中枢神经系统，让服药者增强注意力，减轻疲劳感，并改善多动和冲动行为。

这些所谓“聪明药”，全部属于国家严管的精神药品。然而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了解到，为了提高考试成绩、工作效率，近年来，“聪明药”正在被部分非ADHD患者人群私下购买并服用。

国家禁毒办近日发布的《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》指出，麻精药品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快速蔓延，滥用人数不断增多，青少年滥用问题突出。徐杰也认为，哌甲酯主要成分与冰毒类似，对非ADHD患者人群来说，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，并损害其神经系统，影响情绪和认知功能，最终可能会滑入吸毒深渊。

非ADHD患者服用“聪明药”

郭涛曾在备考研究生时服用“聪明药”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当时他常常感到注意力难以集中，学习效率低，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发帖分享吃“聪明药”可以提高专注力后，便在某二手平台以16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瓶印度版利他林(核心成分为哌甲酯，与专注达效果类似)。其间，一位考研“搭子”听说这种药的“效果”，也向他索要了几粒。

“聪明药”在学生和职场人群中被滥用已不是新鲜事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梳理了多份司法判决书，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公布的一份判决书显示，一名家长供述，他自2019年起三次通过网购平台购买共70粒利他林，为的是“帮助女儿加强记忆力，提高成绩”，总共花费1158元。

在另一份判决书中，一名卖药者供述，他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“聪明药”广告，买家多为高中生、大学生及部分工作压力大的人士，“没有人说购买是用来治病”。还有一份判决书显示，一名考生为准备事业单位考试购买并服用了12粒药物，还有偿转给他人服用。

最高人民法院则在今年6月通报了这样一起案例：崔某是一名工程师，因自感工作压力大、希望提升效率，在明知“聪明药”属于国家管制药品的情况下，通过某社交软件联系境外人员购买入境。2024年8月，崔某通过支付虚拟币，先后购买利他林200粒和阿德拉50粒。同月14日，他成功收到上述利他林。次月，其购买的阿德拉在福建泉州海关入境时被查获。随后，公安机关将崔某抓获，并在其住处查获剩余利他林70粒。

事实上，非ADHD患者在无医嘱的情况下，自行服用“聪明药”，风险极高。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何凡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介绍，哌甲酯确实能改善ADHD患者的注意力，在注意缺陷症状得到改善后，其成绩往往会明显提升。但是，这种变化容易引起旁观者误解，部分没有走进诊室的家长看到服药者学习成绩改善后，可能会对药物产生迷信心理，盲目相信“聪明药”能提高学习成绩。

徐杰介绍，非ADHD病患在服用哌甲酯类药物初期有“功能增强期”，可以连续刷题，不用休息，但这其实是中枢神经系统被强行刺激的结果。这一时期如果能及时停药，问题不大，但是服药者往往高估自我掌控能力，提高剂量继续吃药形成心理依赖，最终出现成瘾问题，甚至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。

郭涛在服用不久后，出现明显情绪波动，有时候还产生幻觉。出于对失控的恐惧，他将剩余药物全部丢弃。

与郭涛不同的是，杨宏的服药时间更长，副作用也更严重。在一次月考中，她虽然重返班级前十，却开始频繁出现失眠、掉发、心悸等问题。高三上学期接近尾声时，因察觉到女儿的异常，母亲勒令杨宏停药。杨宏经历了剧烈的戒断反应，头痛、恶心、精神恍惚，学习状态也一落千丈。

药从哪里来？

作为中枢神经兴奋剂，专注达在我国属于一类精神药品，执行“红处方”管理制度。以北京安定医院为例，何凡表示，只有通过毒麻药品管理考核的主治医师及以上级别医生，才有开具该类药物的资质。对于提出用药需求的患者，医生需先对其进行详细的临床评估，只有当患者明确诊断为ADHD后，方可考虑给他开具哌甲酯等改善症状药物。

开药流程也受到严格监管。每一例处方需在北京市全网统一系统中备案，把病例、医生建议、家长签署的毒麻药品管理知情同意书、患儿与家长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上传。备案成功后，凭着医生开具的“红处方”，患者才可以在医院药房开出专注达。

药量同样受到限制。何凡介绍，首次开药仅限一盒，即两周用量。后续维持治疗过程中，最多可开一个月剂量。

叶敏捷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中心主任医师，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在门诊中，不乏直接提出希望开具专注达的学生或家长。还有一些来访者在描述自身症状时表现出明显倾向性，反复强调自己长期注意力不集中，越临近考试越严重，几乎完全符合ADHD的典型表现，“就像提前查阅过ADHD的症状描述一样”。在他看来，这类患者往往有备而来，目的明确，就是为了获得药物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叶敏捷说，自己会坚持按照临床规范进行全面评估，包括患者从小学至今的学业表现、师生关系、注意力和行为表现等，并结合标准化量表进行系统筛查，如注意力测试和青少年多动症评估等。只有当患者明确被诊断为ADHD，他才会考虑开具包括专注达在内的哌甲酯类药物。

不过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，从医院开出专注达或许在变得更容易。叶敏捷认为，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对注意力问题的关注度也在提升，越来越多家长主动带孩子前往医院就诊。同时全国各地医院都在增设学习困难门诊，但一些医院的科学评估和诊断能力没有跟上，将复杂的学习困难问题笼统归结为注意力缺陷导致的，从而开具专注达。

深圳市康宁医院成瘾医学科主任医师杨梅也表示，ADHD诊断更多依赖主诉与行为观察，部分医生在临床中可能会因为家长说孩子成绩差、注意力不集中就较为宽松地开药，助长了专注达的使用。

个别案例显示，从医院开出的处方药专注达流入了市场交易。

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20年公布的一份判决书显示，患者李某生因病长期服用专注达，2019年，常某通过QQ群“ADD/ADHD深圳小分队”联系上他，称需要购买利他林用于代替冰毒，与李某生商定向其购买20粒专注达。于是，李某生到深圳市康宁医院找医生开了一瓶专注达，内有14粒，并于当日到达与常某约定的地点交易，被警方当场抓获，后李某生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7个月有期徒刑。

何凡介绍，北京地区统一联网的“红处方”精神药品处方系统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药物用于非治疗途径。如果患者已经在北京一家医院备案开出哌甲酯，就无法同时在北京另一家医院开出，除非取消在前一家医院的备案。患者如果三个月及以上没有在北京安定医院开药，就必须重走开药备案流程。

不过，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精神科医生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部分患者可能确实会将从医院开出的专注达转作他用。据他了解，一些家长会在寒暑假期间给患ADHD的孩子停药，并将没吃的药物在社交媒体上转售，“这一风险，医院目前确实还无法控制”。

除了从国内医院流出，徐杰表示，当前市面上流通的“聪明药”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海外代购或个人走私。一份判决书显示，2020年，马某玺为牟取非法利益，以1170元的价格从印度“上家”处购入5盒印度版利他林，后以2000元的价格转卖给买家刘某堃，并由印度卖家直接将药物邮寄给刘某堃发展的客户。

从销售渠道的可及性来看，“聪明药”从早年在国内社交媒体、网购平台和通信软件上的大量公开售卖，逐步转为更加隐蔽的“地下”或境外平台销售。目前，在国内主流网购平台和社交媒体上，已难以直接搜索到“聪明药”相关销售帖子或链接，但在部分社交平台的评论区，仍有卖家以隐晦方式进行宣传和引流。相比之下，境外社交媒体上的相关信息更为直白，仍存在大量以“聪明药”“专注达”“提智”等关键词发布的售药帖文，卖家通常会引导买家前往境外聊天软件继续交易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与一位境外卖家取得联系，对方表示，他手上的专注达一瓶售价900元，来找他的客户主要是各类考生和家长。他说，当考生因专注达价格较高表示难以支付时，他会“友好建议”用他手上另一款价格较低的苯基砒拉西坦药物作为替代，“效果差不多”。此外，为规避物流检查风险，邮寄之前，他会将专注达外包装替换成维生素包装。

不过，私下交易“聪明药”已触犯刑法。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食品药品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汤建彬律师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跨境购买情形中，如果一个人基于治疗目的从境外购买麻精药品，有医疗证明且数量符合个人合理用量标准，经正规申报程序，不构成走私毒品罪。但如果作为毒品替代品使用，无合理医疗证明或数量明显超出合理范围，则构成刑法第347条走私毒品罪，如果同时还有转售牟利行为，则同时构成贩卖毒品罪。

在境内流通情形下，汤建彬说，合法医疗使用不构成犯罪。但如果当成毒品替代品且有贩卖行为，则无论数量多少均构成贩卖毒品罪。

吸毒深渊

最终在母亲的陪伴下，杨宏来到北京高新医院戒毒，她向徐杰坦白了从最初吃“聪明药”到逐渐依赖摇头丸的过程。

母亲没有继续给她购买“聪明药”后，她便自己在网络上寻找药源。快递到手时，她注意到药片与母亲提供的白色药丸颜色不同，卖家解释说，这是“不同厂家生产”的差异。

三天后，药吃完了，杨宏再次联系卖家购药并逐渐加大剂量，从每天一片增至两三片。与此同时，杨宏开始严重失眠、脱发，甚至出现被害妄想，她坚信身边的同学在背后议论她、嘲笑她，走在路上时常感觉有人跟踪她，必须让母亲来接自己放学才敢离校。

直到一次突发性身体不适，她被送医检查，徐杰才发现她服用的“聪明药”中不仅含有哌甲酯成分，还有苯丙胺类物质，俗称“摇头丸”，具有高度成瘾性。杨宏坦白，她离不开“聪明药”。

徐杰说，哌甲酯的主要成分与冰毒类似，在大剂量服用时可能成瘾，到他门诊来戒毒的，最初从“聪明药”开始，最后变成麻古、冰毒等毒品成瘾者的患者不算少。同时，一些吸毒者获取冰毒、海洛因等毒品困难时，也会把“聪明药”作为毒品替代品。“服用‘聪明药’不能轻视，如果渐渐形成依赖，可能会开始吸毒。”

杨梅提到，不同于杨宏私自购药吃，她接触的成瘾患者有一部分起始于医院开具处方，用于应对ADHD等问题，有患者从青少年时期就每日服用两片哌甲酯，之后长期服用。其间遇到情绪、睡眠等问题都寻求药物解决，渐渐发展为药物依赖，每次服用七八片。由于哌甲酯在国内只能从医院购买，这类患者在买不到足量药的情况下，就会开始转向海外代购或灰色平台。“从正常用药发展到滥用的过程，通常持续七八年。”

一旦形成上瘾问题，后果极为严重。杨梅表示，前来门诊就诊的“聪明药”成瘾者年龄大多在十六七岁至二十多岁之间，常常由家长陪同前来，“这些孩子表现出情绪失控、冲动、不睡觉，不受控制地找途径买药等症状，还有一些出现幻觉、言语夸张或做出不计后果的行为，甚至需要警方介入”。

更棘手的是，目前尚无针对哌甲酯成瘾的专门解药。杨梅介绍，治疗大多以控制环境和情绪为主，通过辅助用药来缓解焦虑、抑郁等症状，辅以心理咨询与行为干预。隔离治疗周期一般为一个月左右，但成瘾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病，康复后还需要长期随访与管理。

相关部门已经在关注“聪明药”滥用问题。从公开报道看，各地禁毒公安、海关正在加强对禁止滥用、买卖“聪明药”的科普教育，尤其在每年6月的中高考季和国际禁毒日。2023年10月，国家药监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曾印发《关于加强依托咪酯和莫达非尼药品管理的通知》，明确提出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“应当将莫达非尼作为药物滥用监测的重点品种，密切关注其滥用变化情况，如发现滥用情况及时报告，必要时采取进一步强化监管的措施”。

周丽辉是深圳点点青少年药物成瘾关爱中心的创始人，同时也是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的理事，有十余年青少年药物成瘾治疗经验。在她看来，“聪明药”问题的背后，本质是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。

她曾接待过一位犹豫的母亲，这位母亲告诉周丽辉，儿子正在读高二，面临高三分班，成绩却始终提不上来。儿子从同学那里听说“聪明药”能提升专注力，提高效率，便请求她帮忙从网上购买。母亲既担心耽误成绩，又害怕风险，不知该如何抉择，于是前来咨询。

“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家长和学生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成绩上。”周丽辉说，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为了一次考试的好表现，他们甚至愿意拿身心健康作赌注。除了“聪明药”，还有家长会来咨询能不能给孩子吃睡眠辅助药，面对这样的家长，周丽辉反问：就算成绩提高了，考进了大学，孩子之后的学习生活是不是要继续靠药物维持？

对于这位来咨询“聪明药”的母亲，周丽辉最后给出的建议是，不要给孩子过度的期待，更不要让他独自背负“高考决定命运”的负担。高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不值得用健康去冒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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